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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礼县的红河、盐官、马河、固城和天水的杨家寺、秦岭、牡丹籍人士的网上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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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秦公簋出土地[引用“红河游子”的博客]  

2009-01-09 13:08:18|  分类: 秦源文史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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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秦公簋作为春秋时秦国祭祀陵庙的著名青铜器,是认定秦发祥地的最重要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关于其具体出土地在何处有几种说法。

红河——秦公簋出土地[引用] - 写意红河故里 -

相传红河出土的铭文秦公簋(吕铎提供摄影照片)

 

《辞海》关于秦公簋的词条中称它“传出甘肃天水。”从目前能见到的资料中,有出自天水西南乡、天水市秦城区天水镇(人们常说的小天水),天水市麦积区,礼县红河乡王家墩台之说。

据记载,秦公簋1919年出土后,几经周折传至京城,一度引起我国文物考古界的轰动,先后有王国维、商承祚、郭沫若、刘文炳、吴其昌等一大批全国知名学者刊文对其考证。而生于天水的大学者冯国瑞先生对家乡出土的该文物更是情有独钟,他邀请上述专家对其进行会考,并署名出版《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由于他见秦公簋时在北京,没有对该物出土地作进一步的深究,只以出自天水西南乡概指而作结,造成该物出土的具体地址不十分明确的缺憾。

    近些年,一些学者探究秦公簋的出土地,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天水师范学院教授、地方史专家雍际春先生潜心研究天水的先秦文化,认为按照有关文献和地方志的记载,结合郦道元在《水经注·漾水》中对这一带河流水系的描述及界定,提出秦之西犬丘(西垂宫)以及秦始皇立国后设置的西县就应该在今礼县红河的岳费家庄和六八图一带。之后,天水学者马汉江对秦公簋的具体出土地在天水一带进行大量的勘访调查后,认定今天水市秦州区的秦岭、杨家寺二乡与礼县红河乡相交外的庙山顶端才是秦公簋的真正出土地。这一认定我觉得基本接近历史的本来事实,究其理由我用排除法分析如下:

第一,冯国瑞先生认定的秦公簋在天水西南乡发现,但当时的天水没西南乡的实际建置,“西南乡”应理解为天水西南某乡,而且在天水西南某乡发现秦公簋的这一判断应该是十足可信的。这样以来,说秦公簋在天水麦积区发现明显不可取,因为麦积区从大体方位上在天水的东面,与天水西南方向正好南辕北辙,这一说法基本上没有真实性可言。另外,在天水市秦城区天水镇出土秦公簋的可信度也不高,一方面此地处于天水的正南方向稍微偏西,说是天水西南乡有点牵强。另一方面,近几年考古专家挖掘礼县先秦文化遗迹时在这一带没发现秦文化存在过的蛛丝马迹。按理来说,这里与发现秦公大墓的大堡子山同属不可分割的一片流域,其附近的盐关高芦子村都发现了秦人活动的遗迹,而这里在先秦文化的考古挖掘过程中仍旧是一片死寂,要发现秦公簋这样的重要文物无从谈起。

第二,礼县红河乡王家墩台出土秦公簋的记述与马汉江先生的考证结果是一致的。礼县学者赵文汇先生生前撰文指出秦公簋出土于礼县红河王家墩台,而红河王家墩台正好就是红河乡六八图与天水秦岭、杨家寺二乡的梨树坡、董集寨交界的庙山一带,是同一个地方两个相邻地域的学者不同的称谓。我之所以觉得这一认定是真实的,其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这一带正好位于天水的正西南方向,地理方位与冯国瑞先生记述完全吻合。其次,从现有的记载资料来看,秦公簋由当地的一个放羊农民无意中挖掘发现,被当作废铜交给横河(红河当时的称呼)“聚源当”,不久被陕西关中一古董商发现,贩运至省城。因无识货者,又流传到兰州南关一商肆,置于厨中盛装残浆。后有人慧眼识宝,以高价收购,名声大震。紧接着被当时苦爱搜求名画古玩的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以权势将此宝据为己有,1920年底在他被迫离任时带至天津,张广建后人于1935年以2000块大洋又卖给冯恕收藏。冯恕将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59年,作为先秦时期最著名青铜器之一的秦公簋被拨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收藏。这是目前关于秦公簋出土后的唯一的详情记载,除此之外还没见秦公簋在其他地方出土后相关的具体记述,这是秦公簋出土地几种说法之中最有力的证据。再次,近些年的礼县先秦文化遗迹的考古中,礼县红河有面积不同的两处遗迹名列其中,而秦公簋的出土地正好处于面积在30M2 的六八图遗址的范围内。这里是礼县先秦文化遗存中面积最大的两处地域之一,不容质疑,此一带肯定是当时秦人活动的重要地区,此处发现秦公簋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不同意此种认定者提不出强有力的反驳证据。目前,也有些学者亲临庙山实地考查后对此地发现秦公簋表示质疑,其原因有二。一是此周围没有发现其他较大型的墓葬群、墓基、墓坑、墓洞等遗迹或实物来佐证。有些学者认为秦公簋作为陪葬物,按照当时墓葬等级制度的规定,有祭祀重器青铜簋的墓葬,最起码应该是诸侯一级的墓葬。而且,从秦公簋的器盖和器身的铭文来分析,此物应为国家的祭祀用品。没有相应的配套实物来支持此处能发现秦公簋的可能性。二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的发现,一些学者将秦公簋的出土地与这一带联系在一起,认为秦公簋的具体出土地应在此,这里也具备出土此类文物的全部条件。事实上,从秦公簋出土的时间上来看,当时在礼县大堡子山上发现此物的可能性小。因为修建祁礼公路是发现此物的最可能时机,但翻开陇南的公路建设史,192110月,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修通罗家堡经盐关、长道到西和的道路,1923年,修长道到礼县的道路,直到1941年,经甘肃省省道勘查队设计,确定天西礼线为省道公路进行大规模修建,全线通车已在解放初期。而这一带兴修农田水利设施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可见,在大堡子山上要通过修路平地挖掘出土秦公簋无从谈起。就是当时无意中发现此一物,难道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秦西垂陵园的大量文物也不会保留到上世纪90年代才陆续被发现。

第四,秦公簋作为秦宗庙之祭器,应放在宗庙之中,而出土秦公簋的地方叫庙山,庙山名称的来历是否与此处就是秦先祖宗庙之所在地相关,就象与之隔河相望的天台山得名于秦先祖此处设天台祭天的一样。秦先祖栖居于山下花石河与杨家寺河交汇而形成的冲积扇上,南山祭天,北山祭祖,情通理顺。虽然后人无法知道庙山何年有庙,秦公簋出庙山,说明它还作为庙器存于庙内,后随庙之倾倒埋入地下,直到民国才得以面世。可见,作为宗庙祭器的秦公簋由于没有为秦人先祖陪葬,与已发现了的秦公大墓里的簋、鼎、钟等器皿相比,显得有点形单影只了。因而,此处至今未见大量秦文化之遗存实物也不足为奇。

综上所述,礼县红河乡六八图与天水市秦州区秦岭、杨家寺二乡的梨树坡、董集寨交界的庙山一带应该是秦公簋出具体出土之地。  (来自红河游子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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