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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礼县的红河、盐官、马河、固城和天水的杨家寺、秦岭、牡丹籍人士的网上家园

 
 
 

日志

 
 

风雨聚焦的五年:红河为什么会饿死成千上万的人?/■张杰  

2007-03-06 09:50:55|  分类: 秦源文史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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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聚焦的五年:红河为什么会饿死成千上万的人?/■张杰 - 《老家新秦源》 - 《老家新秦源》

1958年全国都在搞“大跃进”,之后,红河(当时属盐关公社)为什么会饿死成千上万的人呢?这种灾难不时单纯的天作孽,而是错误的极左路线和恶劣的干部作风造成的恶果。当时的全盐关公社都是如此。

当初的虚报浮夸之风愈演愈烈。昨天传一个捷报,今日放一个卫星,甚至一日之内连放数次卫星,什么亩产双千斤小麦,公产双万斤洋芋,甚至连缴纳公粮的任务也要放卫星。各大队进行放卫星竞赛,比如XX村,一晚上刚从地里收获回来的玉米700斤,就能马上上缴国库粮站;XX村一个劳动日平整梯田是XX亩,日完成百方工程量等等,像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红河人把村级干部比作“土皇上”、“地头蛇”、“闫王爷”,并不言过其实,他们并不参加劳动,游手好闲,东蹓蹓,西转转,一日饱食三餐,欺上瞒下,不为本村本社做点好事,专想如何个人升官发财,而并不顾虑社员的疾苦与死活。

人的生死大权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叫你死,你就活不了,“生死簿”就在那些阎罗帝君干部的手里,随时可以勾消你的三魂七魄,村干部们的普遍做法是一扣(扣口粮)、二批(斗争会、闯大黄、车轮战)、三罚(重劳役、外出劳动、劳改队)、四是既绑又打,被致病致残的人并不少见。有的人就死在了他们的淫威和自然灾害面前。如××队,原有400多人口的村庄,因死亡和外逃,1960年上半年实有人口不到一半,而且育龄妇女普遍停止怀孕和生育。××村一位小队长,一日之内殴打社员达49人,晚上还捆绑了4个当日没有上工出勤的病老婆子,其惨状真叫人无不落泪。

红河毗邻的杨家寺小公社于1958年划归礼县,属于盐关大公社的一个小公社,当时的书记余××在大搜查粮食中成绩优异,此人在一次大公社的脱产干部会议上,以专业搜查队员的的名义介绍经验时骄傲地称,他组织的专业搜查队另起伙办灶,吃得膘肥体壮的专业搜查队员挨家挨户一日三遍搜查群众家里私藏的粮食,效果显著。他们的口号是“天兵天将,精兵健将,起土三尺,整平杨家寺。”其吓人的气势、威力可想而知。

当时的红河方面虽没有提出什么响亮的口号,但一次又一次的搜查是平凡而惊人的,这些干部的作风,其恶劣、毒辣的程度老百姓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村的一个生产队会计,不仅养活着不劳而获的一家人,还养活着7个情妇及其家眷;××庄有一位给队里看水磨的人(专给公共食堂磨面),他以一斤粮食换一个银元的价格,大量收购白元和古董;××庄的队长和书记,配备一名心腹田正员(秀山人),每当牡丹逢集时,以队里粮食换白元却装进自己口袋;××村晚上分红(绝算分配),第一批是全体社员,分后又将第二批人留下偷分,名义上是贫下中农,实际上是干部的关系户,第三批参加分配的则是干部和干部的亲信。正常的分红,每个劳动日值不了一斤粮食,劳动出勤不够的人以小包包或木头升子领取,绝算后,还得给队里上缴口粮款,少则数十元,多则过百元。至于油料、黄豆根本就没有社员分配的份。

大跃进年代的“翻拆万间房运动”又给红河社员群众带来了惨痛的灾难。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为了夸大需求的粪土要求,一般田每亩达标要万斤,重点“卫星田”要施5-10万斤土肥,土肥不够数量便产生了“翻拆万间房运动”。红河每户人家必须拆毁一面房子,至于土炕得分部更换。在此期间,社员犹如热锅里的蚂蚁,日夜饿着肚子拆房、打炕、送粪,还不敢有半句怨言。

拆了民房,真的能像原先承诺的那样重建新房吗?一无经济条件,二无劳动力,事实上只拆不建。有的社员,过了两三年连挖掉的土炕都无时、无力盘上,就在草窝里宿夜,更不要说建造新房了。同时,各队还要抽出房屋用于开展公共活动,如商店、医疗室、粮食仓库、食堂、大队部、饲养室等等,集体不建房,都必须占用社员的房屋,占用后,这些社员有的长期寄居到其他人家里。加上被拆除的,再加上集体占用的,红河大多数一家男女老少多口人只能同宿一室一炕。

有这样一个数字能说明一些问题:60年代,红河××队粮食总收入(账面数)45000余斤,公摊任务19000多斤,扣除集体提留籽种、饲料之后社员参加分配的能有多少?1959年冬天大搜查后,在春节前后40天,红河没有供应颗粒粮食,这一段时期饿死人最多,大部分人浮肿,行动手持拐杖,有的卧床不起,庄庄每天都有送丧人,前面死的还有棺木用,后面死的却用门板淹埋,到4、5月份以后,则用树枝、玉米杆埋藏。甚至人饿死在路上无人理的情况都有的。这种情况直至甘肃省纠出省不法书记张仲良,礼县纠出不法书记许宝才后,由代省委书记李国瑞来礼县召开三干会,传达中央精神,大救人命,并特别集训劳教了一批各公社干部中的坏中之坏,开始向社员供应口粮,划分自留地,开放盐官、红河集市。但好景不长,又开始批判刘邓“三自一包”的资产阶级思潮。集市不开放了,收回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红河人民又过上了苦日子。

这种日子从1957年后半年的“大辩论”开始,红河和全国各地一样,红河公社也在脱产干部中划“右派”,在农村开展“以粮为纲”的两条道路的阶级教育,并持续了5年之久,此间接二连三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农村大搞“拨白旗”抓资产阶级代言人、冒尖人、懒汉、二流子、新生反革命、翻水地主、变天富农,每天总有被斗争的对象,杀鸡给猴看,在这种紧张又恐怖的岁月里,提心吊胆的红河社员们敢怒而不敢言。

风雨聚焦的年代,被划为“五类分子”的人处境更惨,在每次运动中都被作为耙子来批判斗争。月评审,写保证书,外出劳役、上批斗会、捆绑挨打等成了家常便饭,“五类”分子的家庭成员与分子的差别不大,子女又不能推荐上大学,成员不准参干、参军、当工人,连当饲养员的份儿都没有,怕搞反革命破坏,只能听众队长的指挥号令行动,只能服服帖帖地遵守各种非人的纪律条款,失去人身自由,外出探亲必须请假、开路条,家里来个亲戚也要上报登记。

干部们在粮食分配上搞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公愤。比如××大队××生产队秋收后,种的50多亩玉米,在分配柴草(秸杆)时,将河南川地的秸杆一律由社员背送给大队书记家,河北川地的秸杆分给小队队长和会计,众多社员只分到山上的,一户只分到一两背。苜蓿收割后,阴山的全部由社员背到书记家,当时的洋苜蓿籽售价高于小麦价,书记不但收了苜蓿杆,而苜蓿籽又成为书记的另外收入。1960年之后,这个大队的水磨大部分被拆掉,余下的三台水磨由大队书记、主任和秘书三人各保管一台,磨面收入作为其职务补贴。红河人称,大集体时代我们部分干部们敛财的手端,比明朝时期在六图庄住过的贪官督粮道还恶劣,有这些社会蛀虫,加上过重的公粮任务,农业遭受蝗虫、干旱的自然灾害,社员怎有安居乐业的日子?

红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当时落后得惊人,但许多强壮劳力都调去修大寨田、修水库去了。比如××队一个小麦夏收就长达40多天,因为劳动力没有几个强壮的,主要劳力是妇女与老弱病残者和五类分子。有这样一个例子:××队在一次转运肥料中,有7个妇女背粪,12个妇女掀粪,队长站在地埂上指挥骂人,会计在一旁观看,记工员记背粪趟数,不多一点粪土,整整转送了一个上午。正如社员形容描绘的:“大地务成小地了,方地变成园地了,四边荒去了。”

国家每年供应给社员的化肥去了哪里?只有老天和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知道。由于社员分不到粮食,口粮没有保障,根本没有劳动积极性,所以对上地劳动大家漠不关心,只为挣点工分去混天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务好庄稼,有高产收成呢?

红河在大集体的年代,实行生活供应制,必须按人头计的分配层出不穷。但粮票、食油票等根本与社员没有缘分,农村社员只有布票、棉票。布票最少的年份,3个人的布票加起来才能缝一条裤子,煤油每户每月半斤,火柴每月半包,食盐、碱面少量的忽有忽无。

特别自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时代,红河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劳动力的调配频繁,红河水库的兴建,徽县、霍家川的土法大炼钢铁,草坝川的平整土地和深翻土地,哪有劳动力从事真正的务田啊。

                       [八图庄张杰老先生为《红河风物志》(暂用名)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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